本来，墨子在诉诸"天意"、"天志"作为普遍性兼爱和公义的终极保证时，就反复指出"天亦不辨贫富贵贱、远迩亲疏"（《尚贤中》）、"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法仪》）。

1888年，康有为在《中西异学书》中说：中西之本末绝异有二，一曰势，一曰俗。儒家历史哲学中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向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转化的过程。

当天把统治权交给人间后，它只是以祥瑞灾异这种没有实际约束力的东西影响人，倒是天建立的道对人间的事务支配较多，而道本质上是人类自己的法则。从这个基点出发，他认为人类结合成群体有其客观必然性，人类只有组合成人群，才能在生存竞争中保存自己，战胜敌人。由此可见，天并不神秘，其建立的人间法则本质上还是人类认识自身的结晶，只不过董仲舒把立法权交给了天。基于不可知论，严复认为宇宙究竟等本体论问题不可思议，不可以名理论证。董仲舒三统、三正说是典型的传统儒家历史循环论代表。

就人类社会而言，历史的主体是人，历史乃是人类不断为背苦趋乐作追求、奋斗的活动而已。此外，在儒家历史哲学本体论中还长期盛行圣人史观意识。所谓时措从宜，即时措，言得其时而用（《礼记·中庸》）。

以徐、牟二人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的历史哲学与传统的儒家哲学相比，更多了理论意义的内涵，其所运用的方法也带有明显的西方历史哲学的印记。董仲舒三统、三正说是典型的传统儒家历史循环论代表。前者构成了历史的客观事实过程，后者构成了历史的主体价值目标[1]。近代儒家则更多地把进化论融入历史哲学之中，并以系统的视角加以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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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正像我们可以同情地理解洪荒时代中某些原始部落为了自己的生存延续而不得不吃人肉的习俗，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在今天的氛围下也依然容忍欣赏、甚至热情赞美这种习俗本身，更不能在现代的社会里仅仅为了自己的生存延续而继承光大吃人肉的习俗一样。不然，可能我们就有点儿对不住今天的中国人甚至今后的全人类。

这样，问题在于：什么才是儒家哲学中的活东西？什么又是儒家哲学中的死东西？ 无疑，在孔孟的眼里，儒家哲学中可以说全都是活东西，并没有死东西。美德还是腐败？——析《孟子》中有关舜的两个案例，载《哲学研究》2002年第2期。

这里的后儒家之儒家，是指应该继承发展、大力弘扬儒家哲学中的那些活东西，尤其是那些真诚希望实现家庭和睦、人际和谐、真善美圣、天下大同的活东西——既包括孔孟大力提倡的为仁由己、不可夺志、恻隐推恩、仁者爱人等等观念，也包括他们特别强调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等等规范。从这个标准看，儒家哲学中包含的那些甚至会压抑消解儒家哲学本身提倡的个体自律、诚实正直、社会公德、仁爱理想的因素，以及那些可以从文化心理的深度层面诱发徇情枉法、任人唯亲的腐败行为，乃至诱发包庇凶手、协助潜逃的犯法行为的因素，似乎也就应该被视为儒家哲学中的死东西——不仅是现代视点下的死东西，而且还是后现代视点下的死东西。从这个标准看，儒家哲学中包含的那些真诚希望实现家庭和睦、人际和谐、真善美圣、天下大同的因素，诸如孔孟大力提倡的为仁由己、不可夺志、恻隐推恩、仁者爱人等等观念，乃至他们特别强调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等等规范，当然也就应该被视为儒家哲学中的活东西——不仅是现代视点下的活东西，而且还是后现代视点下的活东西。因为，即便在孔孟的时代、乃至在大舜的时代，他们的这些所说所言、所作所为，也依然是一些既不能说是公正恰当、也不能说是普适有效的负面因素。从这个标准看，儒家哲学中包含的那些曾被古代统治集团用来压抑普通民众的因素，诸如君为臣纲、乃至君惠臣忠等等观念，以及那些曾在古代社会生活中导致人际之间各种等级尊卑差异的因素，诸如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男尊女卑等等观念，似乎也就应该被视为儒家哲学中的死东西——不仅是现代视点下的死东西，而且还是后现代视点下的死东西。例如，假如我们只是容忍地欣赏大舜将其杀了人的父亲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訢然的举动，假如我们只是容忍地欣赏大舜将其至不仁的弟弟提拔为有庳王的举动，我们对于那位被瞽瞍杀死的人及其一家老小，以及对于有庳国中那些辛勤劳作的民众们，可能就有点儿缺失理解的同情。

因此，哪怕这些东西直接源于孔孟朱王的所说所言，甚至直接源于圣王大舜的所作所为，我们也应该毫不犹豫地坚决否定、彻底消解。或者，换句话说，对于儒家哲学，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是：消解活东西中的死东西，弘扬死东西中的活东西。

因此，问题在于：假如我们对于孔孟大舜的言论举动应该容忍地欣赏，我们为什么不应该一视同仁地对于上述那些受害者也来上一番同情的理解？ 其实，他们本来更有理由、更有资格博得我们的理解的同情。这里的后儒家之后，是指应该深度批判、彻底消解儒家哲学中的那些死东西——既包括当代新儒家已经明确意识到的那些曾被古代统治集团用来压抑普通民众的因素，以及那些曾在古代社会生活中导致人际之间各种等级尊卑差异的因素，也包括当代新儒家还未明确意识到的那些甚至会压抑消解儒家哲学本身提倡的个体自律、诚实正直、社会公德、仁爱理想的因素，以及那些可以从文化心理的深度层面诱发徇情枉法、任人唯亲的腐败行为，乃至诱发包庇凶手、协助潜逃的犯法行为的因素。

所以，本文浅见，我们或许不能再满足于仅仅凭借新儒家——不仅是宋明新儒家、而且是当代新儒家——的理论框架，来实现儒家哲学的创造性转化。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应该如何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这好像是个问题。

其实，孟子自己就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本文浅见，在今天的时代，一种可以考虑、值得思索的标准或许应该是：在儒家哲学中，那些不仅能够促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而且能够促进中国人乃至全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东西，就是活东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对儒家哲学中那些死东西的深度批判，同时应当成为立足于儒家哲学的开放传统自身之中的自我批判。有位学者说过：我们有可能理解以前某些部落吃人肉的习性，但那也不能使我们宽恕这种习性。

二 如此这般地把儒家哲学中的死东西与活东西泾渭分明地截然区分开来，似乎潜藏着二元对立的嫌疑。可能，问题在于：我们今天究竟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进行儒家哲学的创造性转化？ 首先，既然是进行儒家哲学的创造性转化，毫无疑问，我们当然应该对儒家哲学采取一种同情理解、容忍欣赏的态度。

否则，我们很可能就是在用现代的标准不公正地苛求古人。毕竟，孟子在他那个时代，也已经开始严厉地斥责那种人将相食的残暴举动。

所以，本文浅见，对于儒家哲学，该同情理解的当然应该同情地理解，该深度批判的当然应该深度地批判。因此，或许我们还应该进一步思索一下在这些活东西与死东西之间是否也存在内在关联、相互统一？ 的确，从今天的视点看，在孔孟那里，儒家哲学中的活东西与死东西本来就可以说是难分难舍地缠绕在一起。

-------------------------------------------------------------------------------- [①] 参见刘清平：论孔孟儒学的血亲团体性特征，载《哲学门》2000年第1卷第1册。不过，我们应该对儒家哲学中的那些死东西加以同情地理解，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不对它们进行深度的批判、辩证的扬弃，而仅仅是以一种古玩家的审美眼光，对它们展开容忍的欣赏。所以，不仅五四运动的思想家们曾经激烈地指出了这些死东西，而且当代新儒家的一些代表人物也在很大程度上勇敢地承认了这些死东西。说它死不了，是因为经过几千年的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儒家传统已经浸透在我们炎黄子孙几乎每一个人的心灵里、脑海里、血液里、骨髓里，哪怕你是研究了几十年西方哲学、自以为已经全盘西化的专家学者，哪怕你是在高鼻梁蓝眼睛的老外国度里生活了几十年、张嘴就哈罗、闭口就拜拜的华侨华裔。

其实，就是在过去，也正是通过荀子对孟子的批判、陆王对程朱的批判，儒家哲学才能在历史的进程中，实现那些具有活力的创造性转化。因为在这个理论框架内，我们不仅要对儒家哲学中的那些死东西采取深度批判、彻底消解的真诚态度，同时要对儒家哲学中的那些活东西采取同情理解、发展弘扬的真诚态度。

我们应该深度地批判、辩证地扬弃儒家哲学中那些应该深度批判、辩证扬弃的东西。进入 刘清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家哲学 。

对于儒家哲学中的那些死东西，我们不仅应该深度批判、辩证扬弃，而且应该坚决否定、彻底消解。同样，尤其在今天，只有同情理解、发展弘扬儒家哲学中的活东西，只有深度批判、彻底消解儒家哲学中的死东西，我们才能真正完成儒家哲学在当代条件下的创造性转化，才能真正使儒家哲学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活起来。